在这一系列访谈的第一期，我采访了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的CEO张欣。在过去的十五年中，SOHO将一系列创新概念引入了中国的城市发展，强调使用的灵活性、表现力强的设计以及公众参与。我们谈了中国建筑工业的优势与弱点，微博的乐趣，以及由房地产开发商担纲指挥的建设奏鸣曲。
自90年代SOHO成立以来，它已经凭借将新观念和新设计师介绍到中国而家喻户晓。能否描述一下你和同事寻找、甄选建筑师的过程？
张欣：我们完工和正在进行中的建筑有四百万平方米如果以我们的尺度来建造建筑，就会发现，我们与设计师的合作是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寻找设计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我们不停地思考，设计师的才华在哪里。我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也会在浏览设计书刊的同时问：“这是谁？是谁？”找到这样的设计和设计师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看看能否将他们介绍到中国。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参加竞赛吗？他们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建造尺度及速度？因为国外大部分有趣的建筑天生就是小尺度的。因此，这些设计师和建筑师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否从小尺度趣味转向大尺度？能做艺术中心的事务所，是否也可以做十倍大的商业建筑？
我们一直抵制着一种诱惑，就是找到一家成熟的、具有大量商业项目经验、有几百人可以关注每个细节的设计公司。抵制是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这些公司在经验、团队能力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这就牺牲了原创能力。正是因为很多小事务所缺乏大尺度项目的经验，所以才让他们有了与众不同的思考。当我们问他们：“看，我们在(上海)外滩有个办公项目，有兴趣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从未设计过办公建筑。”但这正是让我感兴趣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哲学——寻找新鲜的设计师，或是让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尝试他们未曾涉足的领域。
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十五年，公司也由此建立了热爱、促进建筑的声誉。所以，当我们邀请建筑师的时候，他们多少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一些大胆和创新的尝试。
对于那些相对欠成熟的公司来说， SOHO有没有帮助他们进行从小尺度向大尺度项目的过渡？
张欣：有。我们看到过一些灾难性的案例，一些和我们合作过的设计师在其他的项目里，因为缺乏对这种鸿沟的弥补而导致了可怕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创立了一套体系：我们有自己的采购部和建筑师。所以，我们邀请的建筑师即使对此不够熟悉，也没有大碍。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设计团队需要驻扎在我们公司。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一起工作。无论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们都可以快速作出反馈，告诉他们“这个不行，这个可以 ……”
我们了解他们需要的材料后，马上就去确认国内有没有这种材料。一旦确定了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做许许多多的模型——从像玻璃杯一样大，到与建筑等大的模型。这些模型让我们有机会真正审视建筑可以成为什么样子。因为以中国的施工水平，在计算机上作出漂亮的设计是一回事，在场地上把它建造出来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没错，我认为这对于开发商是把双刃剑：为了做好项目，你必须时刻对设计的最新动向了然于心，但也要对施工投入同样多的注意力。
张欣：我们上个周末在东京参观当地的建筑与施工，日本的施工有很多地方让我们望尘莫及——施工的精确度，对细部的关注，施工前的缜密计划 ……我们都达不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也有他们无法企及的事业心。我们可以为所有的创意迅速寻找愿意尝试的工厂与制造商，并且谈出合适的价格。这就是中国如此高产的原因。
当然在设计上，我们需要不少东西：我们需要创造性的思考；之后是创造性的设计过程；再然后是实际建造的技术能力。这三点对于将美好的创意变成美丽的建筑至关重要。
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开发商来说，我们首先要具有足够的创造性，来识别那些好的创意，即使它显得光怪陆离。如果你说：“噢不不不，这栋建筑应该呈现出塔的样子”，那你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说：“这很不错，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但很高兴看到它”，那么创造性的过程就开始了。很大一部分设计工作都涉及与工程师的合作，现在还包括与制造商的合作，以便涵盖所有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作为开发商的我们就好比一出交响乐的指挥。也许首席建筑师好比钢琴家，但我们还需要让其他的演奏者进行配合，这样才能奏出美妙的乐章。
我对你提到的施工质量很感兴趣。最近，我参观了国内两处由顶尖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在两个项目中，施工上的瑕疵很难让人好好欣赏它们的设计。我认为这与你所说的不谋而合——建筑在计算机上生成，需要在三维空间中显得气势磅礴，但作为物体的它们也许对承建商提出了太高的要求。我发现，这对于建筑师实在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像你说过的，对于一些中国施工水平做不出的东西，我们却总是能找到愿意尝试的人。尤其是对于西方的实验建筑师来说，中国为他们提供了难以置信的好机会，来建造在本国无法实现的建筑。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因为出错而造出丑陋、不安全建筑的风险。所以我希望进一步了解作为开发商，你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形的？
张欣：说实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处理好这种事情。如果你做了一个扎哈•哈迪德风格的设计，将它拿给一家承包商，我想大部分承包商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你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概念，首先要问的就是：你想用什么材料来实现它？如果你问的是扎哈•哈迪德的伦敦事务所，他们可能没有头绪，因为建材的选择与当地条件息息相关——气候，施工水平 ……比如，当地有多少工厂？建材工业有多发达？每种材料都具有不同的属性——有些在小型建筑上很美观，一旦尺度扩大就魅力尽失。选择材料是第一关。
这是一个互动性极强的过程，比如和扎哈的设计团队合作。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的经验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知道哪些材料可以在国内找到，哪些可以用在大尺度的建设当中，哪些可以分隔成模数制作等等。当你执行一个拥有上千名工人的项目时，你需要用一套体系去管理它。如果你只是将它交给随意一个承包商，一定会搞砸。
举个例子吧：我们刚刚与扎哈的设计团队讨论过无缝地板的实现方法——没有线条之类东西的地板。为了实现这种无缝的流动空间，肯定不能用瓷砖。那么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水磨石。但是，我们如何在这种尺度的地方使用水磨石呢？
我们知道，如果想在施工现场做出美观的效果，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进行预装配，再在现场进行组合。在工厂中控制产品质量很容易，在现场则不然。那里有太多进进出出的人，还有太多的工序。
这就是我们需要作出的决策。如果某个从伦敦来的人问：“我们想用水磨石，你们能做吗？”，如果我们没有判断力，可能就会简单地说，“可以，我们能做。”然后就将订单交给承包商。我认为今天的承包商能够做好它，但是只能在小尺度上做好它。如果只是一家商店或餐厅还好，但如果是一座35层、每层都要使用水磨石的楼房，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旦选定了合适的材料，接下来该做什么？
张欣：选定了材料以后，就要想办法将这些细部连接起来。建筑上看到的问题通常都是这里出的：这里开裂，那里排水不畅，这里没对齐，等等。这正是因为设计不够细致，将太多的细节问题扔给了从未见过这种设计的承包商，导致承包商以自己的方式解读设计。这是错误的。
如果在伦敦做同样的项目，事情就不会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因为伦敦的承包商有很强的设计能力，连抽象的设计也能实现，即使不完美也能差强人意。在中国，这样就行不通。我们需要填补这个鸿沟。
你有没有想过将建材生产引入公司业务当中？
张欣：没有。我们与制造商有直接、紧密的合作，不需要将它们纳入旗下。但即使这样，也要早早和他们一同讨论设计实现的方式，而不只是去工厂看那些标准化产品。
我们总是向他们展示一个想法，问：“你们可以做出来吗？”这些想法通常都与他们的标准产品大相径庭，但如果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实力，他们通常都能与我们合作——设计师和承包商都会与我们合作。
你们是否做独创的产品？
张欣：每一天都做。以铝材为例，标准的模数像是横幅的形状。但我们会对他们说：“不，我们要的不是这种效果。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设计。”这就是我们每天工作中面对的 ……
我理解，我是说开发一种独创的材料——不是一种固定材料的独创模数，而是一种全新的材料。
张欣：我们不做这个。和工程一样，建材有自己的演化过程和生命周期。一种新兴材料的实践范围通常从很小开始，一点一点扩大，最后用在大型建筑中。我们看到，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很多(新材料)，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看到三到五家工厂都在生产它。做到了这点，就意味着市场足够成熟。如果只有一家可以生产这种材料的工厂，我们一般就不会邀请了。所以我们总是选择那些拥有成熟市场的材料，但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它。
我们最近去了一家生产绿色产品的工厂，他们用天然气代替电力进行温度调节。这种技术实现了天然气的现场转换，比通过电网层层转换的效率要高。我被这个想法震撼了，因为它是绿色、高效的 ……我们很喜欢这样的产品，也发现它大有可为。但是随着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发现这种产品只有一家生产厂家。
于是我们展开了一场相当白热化的内部争论，因为我们有一部分工程师愿意采用它，认为这种技术已经成熟。但最后，我们仍然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我们说：“这项技术也许是成熟的，但它的市场不成熟。”作为大尺度项目的开发商，我们很难选择一种只有一家生产商的成熟技术。
对，但是考虑到你们项目的大尺度，如果你们决定采用它，似乎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让新型绿色科技的市场成熟起来。
张欣：不是我们，仍然是他们。我们也许能够扩大他们的市场——这点你是对的——但说到底，这是一次太大的飞跃，而不是一种自然、有机的变化。如果他们在100栋别墅上采用了这项技术，很好，然后再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其他制造商最终会看到这种产品的光明前景。有两三个规模很小的伙伴也问题不大，因为一个相对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已经形成。但是在只有一家制造商的阶段，如果制造商半途发现生产不出之前承诺的产品，你该怎么办？这是一种市场风险。这就是一个小而不成熟的实例。
